馬英九：詹宏志董事長絕對是推廣「閱讀社會」的最佳人選。聽說你家中藏書有四萬多冊，每一年要買兩千本書，每一個小時可以讀十萬字。像這樣的「閱讀達人」，非常稀有，希望你能夠把閱讀的經驗和大家分享。
詹宏志：我絕對沒有資格稱為「閱讀達人」，因為臺灣有很多比我更會讀書的人。可是我真是一個愛看書的人，甚至愛看到想要找一個工作是上班時可以看書的，後來我就做了三十幾年的編輯。當了那麼久的編輯，我參與創辦過四十幾種雜誌，編過的書大概有一千多種，參與編輯的書可能上萬種。
馬英九：是不是可以請你告訴我們，你長時間在閱讀、編輯上，都要和文字打交道，從這當中得到什麼樂趣？
詹宏志：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是鄉下長大的，鄉下沒有什麼功課的壓力。我的童年在南投草屯度過，沒有功課壓力，也不講究升學率，所以我讀的書全都是為了樂趣。經常是為了找一個好看的故事而閱讀，找了一本，就想找下一本，欲罷不能。這就是為了好玩而讀書，因為理解而昇華。讀了一點書開始思考：「書只有這樣嗎？還有沒有別的？」就想再去找別的書，最後連很不容易讀的書，也都有能力理解與閱讀。
馬英九：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看課外書？
詹宏志：小學。
馬英九：小學幾年級？
詹宏志：大概二年級吧！我有幾個兄姊，我排行老五，我還有一個弟弟。我的兩個姊姊都很愛讀書，其中一個姊姊從小看起來就像是圖書館館長，後來她的職業真的就是圖書館館長，她從小就把每一份看過的報紙整整齊齊地疊起來。我念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發現那一批寶藏，大概有將近十年的報紙，每一天都是完整的，按日期排列，於是我就沉迷在其中，有些報紙比我的年紀還要大。後來我在報社工作時，有的前輩編輯提到很久以前的新聞事件，我就隨口回答哪一年披頭四到臺灣，哪一年扭扭舞開始流行……他們都覺得很奇怪，那些事情發生時我還沒出生，怎麼會知道？因為舊報紙，讓我閱讀的「時事」往前追溯將近十年之久。
馬英九：我覺得這點是很難得的，像你這種人，很多人大概會以為你頂多是個書呆子。可是跟你接觸這麼多年，我發現你的腦袋非常靈活。前些年臺北市要辦一個美食的節慶，最先想到的就是麵食節，結果活動舉辦後沒什麼人來，因為焦點太分散了。結果你建議我辦「牛肉麵節」，一推出就非常成功，到現在已經舉行了七屆，變成臺北市很重要的國際性活動，牛肉麵也成為臺灣美食的代表之一。你不光是讀書，也能消化，然後變成創意，這是怎麼培養成的？
詹宏志：以牛肉麵做例子，因為它有很特殊與深厚的臺灣社會背景。臺灣從明末清初第一批移民到來——就是今天我們說的本省人大量移民到臺灣來，也帶來福建地區的文化。其後日據時代的殖民，又帶來特殊的日本文化，比如北投吟松閣的擺設，榻榻米是日本的風味，榻榻米上放的圓桌是中國式的，全世界都看不到這樣的室內裝潢。接著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臺，大江南北各種各樣的人全來了，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裡有災難、有傷痛，可是後來全部變成臺灣的能量。牛肉麵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一直以為它是中國大陸的流行麵食，可能是四川牛肉麵、山東牛肉麵，後來到中國大陸旅行才體會出，牛肉麵完全是臺灣特有的飲食文化。
馬英九：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嗎？
詹宏志：大陸沒有這種麵食，這完全是臺灣的社會發明（social
invention），我後來回頭去找書，逯耀東教授寫過，牛肉麵是高雄岡山眷村的榮民所發明，的確是臺灣的特殊發明。我總以為牛肉麵的發明一定源於某些社會底層的能量，一碗麵要去模擬它的家鄉味道，裡面有家世流離的感懷。加上以前是物資很匱乏的時代，有一塊肉就是節慶，一碗麵也包含對富裕的嚮往，這都能反映出普羅大眾的願望。後來的牛肉麵節我倒是沒有貢獻，是馬市長的創造，看到它在社會上的動能出來，我的確清楚感受到臺灣原來的底層能量。但我如果沒有讀書，沒有受到社會科學訓練，也許沒有機會讓我理解牛肉麵的文化意涵。
馬英九：我常拿牛肉麵當例子，就像你剛才的體會，這根本不是中國大陸原來有的東西。現在在中國大陸賣牛肉麵，還要註明是「臺灣牛肉麵」。臺灣早年以農民為主的社會結構中，大多數人根本不吃牛肉，似乎不像是一個可以孕育牛肉麵的地方，結果竟然問世了，而且很受歡迎。所以我常說這叫「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詹宏志：臺灣有很多「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在臺南還有一種「外省麵」，在白麵加上肉燥，其實中國大陸沒有一個省是這麼烹調的。白麵雖是外省麵條，可是加肉燥卻是臺南人的吃法，這也是族群混同歷程中、文化流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新文化。臺灣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擁有這麼多的動能，擁有這麼多的移動人口、變化中的文化，所以臺灣是最有創意的。
馬英九：一點也不錯。就像掌中戲是大陸傳來的，可是變成霹靂布袋戲就是臺灣才有的，顯現出臺灣人非常有創意，如果沒有臺灣特有的環境是創造不出來的。你能夠讀那麼多書，不只像一個書庫，還能夠運用。你是怎樣可以觸類旁通，把知識和創意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投射？
詹宏志：我從來沒有為了任何目的而讀書，但因為我換過很多工作，好處是歷練很豐富，缺點是「生涯坎坷」（笑），充滿變數。每次我碰到一個完全不懂的新工作，我都靠兩個本事：一個是靠硬著頭皮，沒做過的事就想辦法去試，想像「菜鳥立國」的精神，雖然沒有做過，還是鼓起勇氣去完成。另外我總是偷偷有一個想法——全世界一定有某個懂這件事的人寫過一本書，我如果能找到那本書，就得到了背後的支持，也得到一個幫忙。這件事讓我度過所有生涯裡面的挑戰與困難。
事實上，我的確在讀書的時候，思索著很多與生活上相關的事，我也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所以我沒有讓閱讀與書籍變成純粹的記憶，或是純知識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讓它變成生活的樂趣，或是我的生活內容。
馬英九：你剛剛提到一年要買兩千本書，平均一天要購買或閱讀五、六本，你每天看書看多久？
詹宏志：我現在可能少一點，因為要花一大堆時間上網。不過，大概一天也還有五、六個小時吧！
馬英九：（驚呼）這麼多啊？
詹宏志：因為我是農夫的作息，早上四點半就起來了，到八點以前我是完全空閒的，就做為看書、寫作的時間。我書不離手也是出了名的，坐電梯、走路時都在看書，雖然很危險，但因為工作很忙，需要破碎的時間，每一個破碎的時間就可換來一、兩頁的閱讀。
馬英九：正因為有許多喜愛閱讀的人口，臺灣在出版上實在讓人驚艷，我這幾年一直注意臺灣與大陸出版界的關係。民國九十七年（二○○八年）臺灣的出版品大概有四萬多種，這實在是非常驚人。
詹宏志：如果進一步觀察人均的書種，臺灣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我猜想有兩個國家可以跟臺灣比擬，一個是英國，一個是荷蘭。荷蘭有一千六百萬人口，一年出版將近十萬種書；英國有六千萬人口，一年出版十幾萬種書。相形之下，以臺灣二千三百萬人口，出版超過四萬多種書，要比美國、日本及大陸都要多。
馬英九：最近我還發現很有趣的一點，以前臺灣出的書和大陸出的書完全不重疊，也沒有什麼交流，最近開始有些變化。昨天我看《亞洲週刊》最後一頁列有八個華文城市的暢銷書排行榜，從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到香港、臺北、吉隆坡、新加坡，幾乎統統有臺灣作家上榜，像是齊邦媛的《巨流河》、蔡康永的《蔡康永的說話之道》與朱天心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等。我倒是蠻欣慰的，因為以前只有新加坡、香港和吉隆坡才發行臺灣作家的書，現在大陸各城市也開始流行了，這代表臺灣的出版界又多了一個可以開發的領域。你怎麼看這個現象呢？最近在討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是否要納入文化事業時，大家也很關心這個議題。
……未完，請看《傾聽與對話：感動臺灣人的16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