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今年是國片復興的一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接連在市場告捷，讓電影迷期待的《賽德克．巴萊》殺青，還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很開心魏德聖導演能夠來分享這部巨作的拍攝過程。《賽德克．巴萊》製作成本新臺幣七億元，是臺灣影壇近年來最大的製作。我長期關注霧社事件的歷史，知道魏導演也長期關注這一段史實，十二年前就寫好劇本，花了十個月拍攝，動員了上萬人，跨國製作，創下了國片拍攝的許多紀錄，魏導演是如何起心動念的？
魏德聖：一開始是因為好奇，就去翻閱霧社事件的資料，花了兩年的時間閱讀史料，了解愈多，就愈無法自拔，包袱也愈重。我覺得應該讓臺灣人更認識這段歷史，要拍成一部電影才對。寫好劇本後，我在民國九十二年（二○○三年）就先以一支五分鐘試拍片開始籌備，希望能夠募款來開拍，沒想到知名度不夠，資金不足，只好停下腳步。
這些年陸續有政府與企業願意支持這個夢想，到最後真要去執行時，才發現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必須再加進來。那種心情就像是孩子都生了，也都在教育過程了，既然有那種能力，為什麼不讓他去念？既然孩子有能力，為什麼不讓他再去發展？到最後就一發不可收拾，現在很多成本與成果都是意外之外的。
馬英九：霧社事件在臺灣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晚近的研究也非常多，我相信你大概都有接觸到，一般大眾恐怕都相當陌生。我在民國九十四年剛選上中國國民黨主席時，為了讓大家了解臺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別把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等人的大幅的照片，懸掛在中央黨部的外牆，目的是讓臺灣人不要忘記先賢的付出。那一年剛好是霧社事件七十五週年，我特別前往霧社表達心意，和莫那．魯道的孫子碰面。我一直都關心霧社事件史實的傳承與傳播，後來聽說你要拍成電影，我內心真的很高興，你恐怕不知道。
魏德聖：其實我知道，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張貼出很大的海報，我騎摩托車經過的時候，真的很興奮，那種心情是言語很難形容的，心想：「哇！終於，世人開始注目莫那．魯道了！」尤其是我已經完成劇本了，而莫那‧魯道竟然現身在那麼大的一棟建築物上面，更激勵我一定要拍攝他的故事。
馬英九：我們注意到霧社事件的時間相當巧合，我今天才知道你曾看到莫那．魯道的海報，然後有所感動。
魏德聖：是啊，當時覺得莫那．魯道果然是超越黨派的歷史角色。如果我們能夠把這段歷史呈現出來，也許透過重新省思歷史，觀察歷史人物錯綜複雜的國族認同，就可以化解太多臺灣複雜的意識型態爭論。我希望從電影的角度、文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稍微把臺灣歷史中族群與族群之間，還有種族和種族之間的文化衝突與矛盾，藉由共同觀看霧社事件的悲劇，人們得到互相了解的機會與空間，這是我衷心的期望。
馬英九：透過你的說明，我感受到你拍《賽德克．巴萊》的思想高度，並不是強調日據時代的族群仇恨，或者是原住民部落彼此之間的衝突，而是希望梳理歷史的因果、恩怨，還原真相，觀看歷史人物如何判斷與決策，這讓我非常敬佩。研究霧社事件後，不難發現，其中有很複雜的因素與糾葛的關係，你能在電影裡盡力交代，相當不容易，尤其是斥資還原歷史場景，更是一件大工程。以前要理解霧社事件，就只有幾張老照片而已，沒有其他的影像資料，現在的年輕人真是很有福氣，只要看《賽德克．巴萊》就如同身歷其境。
過去我們往往只能從電影去認識外國歷史，我以前很迷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史，美國人所拍《最長的一日》是相當真實的電影，我看了好多遍，也印證很多書上的知識。我覺得電影既有教育的功能，同時還有陶冶藝術與文學的作用，更有記錄歷史的價值。
我長期閱讀霧社事件的資料，你知道為什麼霧社事件發生後，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警務局長石井保、臺中州知事水越幸一都去職？是因為蔣渭水向國際聯盟控訴，指責日本政府用毒氣來殘殺原住民，而國際社會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已經嚴禁毒氣做為武器。臺灣歷史發生悲劇的那一年，出現了深具國際觀的蔣渭水仗義執言，蔣渭水也正是同年過世。由於他的檢舉，引發國際的重視與調查，整個事件的真相才能夠披露出來。我不曉得你的電影裡面有沒有提到這一點？
魏德聖：我只知道日軍使用毒氣，最後變成一個國際事件，因為它違反國際公約。
馬英九：是《海牙公約》的陸戰規則。
魏德聖：我知道日本國會要求撤換臺灣總督，但在寫作劇本時，我並不知道是蔣渭水的貢獻，直到去年看音樂劇《渭水春風》時才知道，原來這與他有關係。
歷史很有意思，當它變成一個作品後會引起很多的討論與連結，其後會串成廣闊的面向，解讀空間會更大，它的文學性與藝術性也會延展出來，就不單單只是一個歷史事件而已。
馬英九：我知道在完成《海角七號》後，你就全心投入《賽德克．巴萊》的製作，期間有任何關於你的新聞，我都相當關心，很期待你早日完成創作。你拍攝規模如此巨大的史詩長片，對國片製作絕對有很強的刺激作用。從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以及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三年）蔡明亮導演的《愛情萬歲》，先後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國片愈來愈受到世界影壇的重視，但叫好未必叫座。
近年來，像《海角七號》、《艋舺》、《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等好幾部片子，不但賣座很好，也引發文化圈熱烈的討論。你希望《賽德克．巴萊》給國片帶來什麼樣的未來？
魏德聖：過去國片的製作團隊資源不足，確實像是在地基不穩定的狀態下蓋房子，我們希望能夠在市場上有突破，一直在做迎合市場的片子，但是我們的條件沒辦法與好萊塢競爭，所以很難產出有影響力的作品。《海角七號》出現的動機很單純，希望受到市場青睞，當目標達成時，文化界同時產生了另一種解讀，認為它的成功是因為把故事建立在本土思維上，所以它在臺灣受到歡迎，不代表它在海外可以吃得開，因為片中很多的幽默感及語言是臺灣人才能體會的。
馬英九：的確是非常本土化的。
魏德聖：對，雖然《海角七號》在海外是吃不開的、有侷限性的，但我覺得這樣也好，國片先把臺灣市場的消費口味實驗出來，無論之後的《艋舺》或《雞排英雄》，都是以本土的觀眾為基礎，先打地基，建立出國片的市場，才會有健全的製作環境。
我覺得現在臺灣電影的地基已經穩固了，我們應該開始要往外拓展，我想要在地基上，蓋歐式建築、中式建築或是蓋日式建築都可以。我希望以世界級的規格拍攝《賽德克．巴萊》，而這部片能夠反映出普世價值，讓全世界知道在臺灣的歷史事件，從省思共同的歷史傷痕，使臺灣的歷史、文學與藝術成為全世界都印象深刻的話題。
馬英九：《海角七號》為國片注入一劑強心針，電影界及觀眾也很興奮，最近許多國片都備受矚目。你覺得政府在這個浪潮中，除了盡可能補助外，還有哪些工作可以協助電影業成長？
魏德聖：每個人都跟我說我們追不上好萊塢，不知為什麼，我到洛杉磯一趟，卻不覺得我們追趕不上。以印度電影為例，在好萊塢已變成主流類型之一，因為它有聚集效應，和華人的唐人街一樣，每個城市都有印度區，就會有電影院專放印度電影，產生群聚的力量。如果臺灣在海外也開始經營華語電影的放映系統，長期經營自然會有效應產生。或許可以先從單點的電影院開始，先放映臺灣或華人電影，把華人群聚起來，看自己的電影。我在海外放映電影時，不管在洛杉磯或紐約，都會看到華裔人士攜家帶眷，開二、三小時的車，只為了看一齣來自臺灣的電影，很令人感動。
如果能先建立幾個放映華語電影的點，讓華人移民的第二、三代，可以藉由電影讓孩子更認識祖先來的地方，先帶他們去看電影，再擴展為帶朋友去看華語電影，慢慢地華人或臺灣電影就會有獨立的市場存在。特別是西方的潮流慢慢轉移到東方，未來的藝文市場會比較集中在北京或上海，臺灣在華語電影市場上一定可以占有一席之地。臺灣雖小，一旦可以掌握百分之二十的非主流市場，那已經很不得了，絕對能影響世界的影壇。
馬英九：我覺得你的態度與雄心，很令人感動；事實上，現在很多新銳導演都有這樣的雄心，敢於嘗試，敢於往上提升，這絕對是我們將來進步很大的動力。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你拍《海角七號》裡兩個時代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愛情故事，非常動人；而拍《賽德克．巴萊》則是非常血腥的，觀眾要如何調適？當然，你拍電影非常就事論事，本來就打算處理很難釐清的認同、族群問題，從來沒有刻意美化或醜化。拍了這兩個巨作後，我看你也蠻累、蠻辛苦的，還有沒有其他計畫？
魏德聖：在很早以前，也就是我寫完霧社事件後發現，臺灣歷史太有趣了，它是在很多的文化衝突、矛盾與戰爭中，取得很多的養分，所建立起來的人文素養。我蠻想要回到那個當臺灣還不叫臺灣的年代，去看看當時的原住民族中西拉雅、平埔族與漢人、海盜、移民，以及荷蘭統治的貿易年代，也就是大航海時代的臺灣。我希望找到第三種角度，以三部電影，呈現三種不同的族群觀點，回應與這個時代相同的衝突、矛盾，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全面性的看法，而不是片段性的歷史記憶與觀察。
……未完，請看《傾聽與對話：感動臺灣人的16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