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一個咖啡產區都有各自的咖啡栽種文化。在某些國家，咖啡作物藉由日常生活的宗教儀式和習俗，和當地文化深深地糾結在一起。例如衣索比亞，像塔索．蓋布拉這樣的咖啡農總是以三小杯的咖啡來喚醒他們的每一天，而且只以簡單的炭盆烘焙豆子咖啡是他們生活的中心，顯然不言自明。在其他國家，咖啡的意義僅是一種作物，而且還是窮人的作物。舉例來說，你很難在中美洲喝到一杯體面又像樣的咖啡，大多數餐廳只供應隨處可見的「Nes」――和即溶咖啡「Nescafé」同名。
……

咖啡生長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肥沃地帶，橫跨赤道以北和以南三十度。這些產地的生態環境從熱帶雨林到沙漠皆有。自從一九五○年代，大規模單一作物生產（或稱「莊園」耕作）的現象愈來愈廣泛。雖然這些大型農場多半運作得很好，其中仍有許多地方苦於土壤侵蝕和水資源汙染，這些問題常見於大規模單一作物的耕作型態。除此之外，由於農夫大多不識字，在施灑化學農藥時無法閱讀瓶罐上以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書寫的警告標誌，或者是對於使用農藥的知識和訓練不足，經常誤用高濃度的有毒藥劑而不自知。儘管如此，世界上極大多數的咖啡仍然是透過小農耕作的方法，產自僅有幾英畝的小農場。在許多國家，咖啡農非常注意農作物間作（interplanting）的重要性，為了土地和自己家人的健康，他們會盡力維持多樣化耕作的型態。在國際環保團體開始注意咖啡生產對於環境破壞的問題之前，這些小農就已經很熟悉「蔭下栽種」（shade-grown）和「對鳥類友善」（bird-friendly）的觀念；這些美麗又豐富多變的地景，容易受到地震、土石流、颶風和海嘯等巨大自然災害的破壞，摧毀農作物、道路、倉庫，甚至威脅到人類性命。

以生產咖啡為主的社會經濟情況變化劇烈，咖啡農獲得的生豆價格幾乎不符他們的生產成本，當然也不會考慮到對農人來說足以維生或改善生活的合理利潤。相反地，咖啡價格大多受制於成天在紐約和倫敦期貨市場中進出的金融投資者、銀行和跨國企業。一名咖啡農可能在這個月得到合理的工資，但下一個月的價格立刻暴跌。對他來說，農場的生產水準一點也沒改變，因此他也只能無奈地搖搖頭，繼續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頭五年，咖啡生豆的價格常常跌破生產成本，使得數十萬名咖啡生產者放棄了農地，遷移至城市或出國工作。有時候，這股被迫發生的移民潮會造成死亡悲劇，例如一群絕望的墨西哥農夫擠上火車離開家鄉時，不慎失足墜軌；或是在德州的酷暑下，被遺棄在上鎖的卡車中致死。

由於這些悲慘的遭遇，有些出自善意的民間計畫和國際組織活動逐漸湧現，試圖為現今的價格機制找到另一條合乎道德的出路，例如「公平貿易」（Fair Trade）。這些作為讓成千上萬名農夫得以留在他們的土地上，繼續靠耕作維生；然而，這也僅占了全球咖啡貿易極微小的部分而已。即使在價格最好的時期，農村社會也幾乎沒有能力對基本的水利設施、教育、醫療照護和住屋水準能有任何實質的改善。問題不只是出在咖啡作物無法為他們創造足夠的收入，還有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困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和國際性借貸組織都極力阻止當地政府對農村社會伸出援手。這些國家被迫施行「結構調整」政策，大幅刪減農村的醫療照護、環境和教育發展的預算。因此，許多咖啡產地的社區轉向草根性發展，透過自助的努力才能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由此衍生出來的發展計畫、水井建設和地方診所等，相較於其他地方，規模可能顯得渺小，但他們卻能因此獲得立即且直接的生活改善。

有一次，我和一位知名的環保咖啡零售商聊天，我們在爭辯關於墨西哥南部咖啡產地的營養不良問題，她很生氣地說：「難道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些情況嗎? 我早就大老遠飛去那些村落過了！」如今，有一小群投身咖啡產業的人，對他們來說，咖啡不只是一種商品而已。他們藉著生意之便，沉浸在一個更深層的咖啡世界中，這些人就是咖啡旅人。自從一九八七年以來，在咖啡產地之間旅行就是我的生活。

雖然我已經從事咖啡烘焙的行業超過十二年以上，但我進入這個世界的途逕是很迂迴的。在過去，我曾是一名律師兼社會運動者。一方面，我從事主流的法律訴訟；另一方面，我也處理國內外的原住民權益和環保議題。
……

某天，有一件事情改變了我的方向。當時我正在瓜地馬拉構思一項水井計畫，有一家想做慈善公益的咖啡公司願意捐出五千美元來蓋水井。這間公司會照些照片、說說故事，並向消費者吹噓他們的善行，但仍然繼續支付很低的價格給咖啡農。沒有什麼事情會真的改變，但消費者會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那些村落的情況很好，而且整個產業都是在「照顧這些農夫」- -如同一位企業主管所言。我開始思考一件事：如果這間公司只是單純地以實際的價格收購咖啡豆，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也許農人就可以自己負擔興建水井的費用，而不需要仰賴公司的「善行」了。如果這間公司願意對他們收購豆子的產地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直接參與當地的發展工作或以其他形式支持這些社會，會發生什麼事呢﹖貧窮的趨勢，看來似乎是咖啡生產的地方性問題，人們能否挑戰它和克服它﹖如此一來，這間咖啡公司是否能繼續獲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他公司又能找出什麼理由不跟著這麼做呢﹖就在這一刻，我的思緒都清晰了，於是「狄恩豆子」（Dean’s Beans）也隨之而生。

我想要試著發展一種立基於尊重、道德和正義的新商業模式，證明它是可行的，不但能夠養活我的家人和員工，還能享受過程中的快樂。……之後我開始和咖啡產業中志同道合的人見面。一九九八年，我們一共七人在亞特蘭大一起成立了「咖啡合作社」（Cooperative Coffees），這是全球第一個由咖啡烘焙商組成的合作社。我們聯合的目的有兩個：
一是讓我們得以在公平貿易的條件下，以團體身分向產地直接購買，並且可以一起致力於改善公平貿易體系；其次，我們意識到彼此都是同路人，在這個很少有人結合商業活動與社會正義的產業中，我們正走在同一條道路上――我找到了同是咖啡旅人的夥伴。

身為咖啡旅人，我們愈來愈融入農夫的艱辛生活；我們每一個人投入的程度各自不同，並且也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於正義和誓約的信念。當然，世界上還有很多咖啡旅人。相較於許多人僅將咖啡視為賺錢生意，並且認為壓榨農人只是一種讓利潤最大化的方法，咖啡旅人可能是想法新穎、具關懷胸襟的中盤商、進口商或烘焙商。在過去十年之間，整個咖啡產業看起來是在進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咖啡旅人的影響力，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現在，我邀請你再喝第二杯咖啡（第一杯咖啡想必早已喝光或變涼了）。你是否準備好進入這個隱身在你的杯子當中的世界呢？跟著我前往全球各個咖啡產區吧！體驗他們的習慣、文化、掙扎和希望，了解咖啡旅人如何參與咖啡農的生活，又如何融入當地的社會。你即將讀到的故事有時候是令人樂觀的，有時候則是令人悲傷的；有一些故事很幽默，有一些則發人深省；最重要的是，書中的所有故事都是非常棒的旅行冒險。

深沉地喝一口，你的咖啡嘗起來將永遠不再一樣。

最終，村落也消失了，只剩下家族圈占的土地和一群群蜂窩般的小屋。我們已經越過了臣服於新世界秩序的邊界，進入一塊古老土地的歷史圖像和旋律中。直徑二十呎的小屋圓牆是由堅固厚實的木柱組成，底部深深埋入土裡，並用蘆葦捆紮起來。屋頂則鋪上了長蘆葦葉。小屋的中間有一道半高的牆作為隔板；家人睡在一邊，另一邊留著在夜間將牲畜趕進屋裡過夜，以免牠們在冷颼颼的半夜裡失溫。屋子中央升起一堆火，上升的煙霧可以趕走屋頂上的蚊蠅害蟲；煙霧瀰漫著整間屋子，看起來彷彿著火似的。屋外有一圈田地，裡面種著不同種類的南瓜和苔麩（tef）。苔麩是衣索比亞的一種穀物，是製作英吉拉（injira）麵包的主要原料，這種麵包是一種外觀扁平、灰色的國民食物。英吉拉不只是食物而已，還可以當作盛放食物的盤子和餐巾紙。

沿著路繼續深入，森林變得愈來愈茂密。眼尖的人會注意到，在樹冠之下散布著細瘦的咖啡樹。這些樹並沒有整齊地排列成行，而是雜亂無章地這邊一棵、那邊一叢，彷彿是隨機冒出芽來，形成非常自然的圖像。在非洲，典型常見的咖啡樹是又高又細長，野生的樣貌完全和它們的祖先一樣。耶加雪菲的口味和其他品種的咖啡有明顯差異，帶有土味、偏酸的檸檬味和醇厚的口感。 此時的我身處在這片茂盛的咖啡林中，身旁站的是塔休‧吉布魯（Tasew Gebrew），他擁有一身健美的體格，身高六呎四吋，是訥格萊‧高必突（Negele Gorbitu）合作社的領導者，這個合作社也是當地奧羅密亞合作社聯盟的一員。當時的我不住地思索這些樹木和咖啡農之間的關係，就像不同種類的寵物往往會長得像牠們的主人，咖啡樹的外觀似乎也反映了當地農夫的體型。在非洲，樹木和農民都長得既強壯又瘦長；在拉丁美洲，樹木則是低矮結實，碩大的果實使得強壯的樹枝下垂，但仍然耐得住重量，正如該地大多數的原住民農夫，不論是馬雅人、阿茲特克人或是印加人，外型都是既矮又壯，即使面對著幾世紀以來的政治和經濟殖民壓力，他們還是為了保護家園環境而奮力抵抗，一點兒也不動搖。

我和一群農夫齊聚在一塊用來日曬咖啡豆的空地上，大部分的人都直接席地而坐，只有一些較年長的成員從辦公室裡搬來椅子坐著，而我則站在他們面前，準備開場演說。我在美國麻州的安默斯特（Amherst）時，曾經花了數個小時向一個衣索比亞家庭學習阿姆哈拉語（Amharic），要用他們的國語來發表演說。即使只是清楚的音調抑揚頓挫，都已經讓我吃不消了。在泰迪斯向全場正式介紹我之後，我就開始了一場充滿熱情的演說，讚美農夫和他們的土地，表達來自美國的敬意，並分享我們共同的遠景。我整個人沉浸在演說的高昂情緒中，結束之後，全場一片靜默。泰迪斯傾身靠向我，低語道：「演說得真棒，但是這裡沒有一個人懂阿姆哈拉語，他們只說奧羅密發語（Oromifa）， 所以
他們完全不了解你剛才說的任何一個字。」一陣大笑之後，泰迪斯站 起身來，以奧羅密發語重 新說
一次我的演講，聽起來似乎比我的內容要來得短，但所有農夫的臉上都發亮了，回報我響亮的掌聲。
……

大夥兒討論這個社區眼下最迫切的需求是什麼：是什麼使你無法擁有夢寐以求的生活？你的優先考慮事項是什麼？ 農夫們都很認真地思索問題。毫無困難地，他們認定當下最重大的需求是乾淨的水（Bishan kunkulu）。
一名農夫解釋道：「在這裡，所有事情都仰賴水。咖啡作物需要水的滋養，這片古老大地也因為有水而不會腐蝕；水對於我們的身體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物質，而且我們下廚時也一定要用到水。」
「因為缺乏乾淨的水，我們甚至無法好好地禱告。」一名女士感嘆道。
巧合的是，在非洲大陸的另一端，有一群人正在討論水資源的重要性。由聯合國主辦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當時正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展開。當時我們正漫步在咖啡林中，沿著訥格萊的主要水源――一條堵塞的河流走著，許多跨國企業如孟山都（Monsanto）和耐吉（Nike）則正在爭奪成為對聯合國剛通過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uium Development Goals）簽下承諾的第一個企業。在那個舉辦高峰會的時髦會議中心裡，瀰漫著一股歡樂和沾沾自喜的氣氛。會場外頭，鎮暴警察拉起了封鎖線，將示威者和草根團體擋在一定距離之外，避免他們的抗議聲影響到會議的進行。會議中心的窗戶是厚重的防彈玻璃，減弱了外頭的噪音，因此與會人士的香檳杯敲擊聲還清晰可聞。會議中指出了當前最首要的發展問題是缺乏乾淨的水資源，並承諾國際社會將傾力協助那些在未來二十年間亟需乾淨水資源的地區改善這個問題，估計全球有近十億人口身處在這種困境中。然而，這次會議並沒有對於如何達成這項任務提出具體說明。

訥格萊的這條河流從山頂流入溪谷，牛隻和野生動物都會在河中活動，將唾沫和糞便排入河水中，居民在下游取用河水時，很容易感染賈弟蟲病（giardia）和其他經由水傳染的寄生蟲病。
這麼 多年下 來，我感染過賈弟蟲病、變形蟲帶來的痢疾和其他討厭的傳染病，但我同時也有甲硝
唑（metronidozole）、醫療保險、充足的水資源、雞湯和舒服的床，足以讓我好好對抗最嚴重的症狀，並加速痊癒。然而，訥格萊的農夫和他們的家人可沒這麼舒適的待遇，離他們最近的醫療診所也有十五哩之遙。在進入村莊的途中，我們遇到一群男人用自製擔架扛著一名女子前往當地診所，但是那裡並沒有完整的醫療人員和設備。雖然政府應該負責建造全國的水井，但所有的資源和政治力量卻只集中在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所發布的聲明並沒有辦法讓賈弟蟲病不再發生。

距離城鎮稍近一點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水源，水就從一吋的水管中一滴一滴流出來，孩子聚集在水管旁邊，花上幾個小時把水瓶注滿帶回家。在訥格萊，這不是浪費時間，反正附近也沒有學校讓孩子去上學。

在河川下游，農夫們七嘴八舌描述訥格萊的供水系統應該長什麼模樣：要有集水槽收集從地下湧出的水，以免遭汙染。再架一個管線系統，讓水從集水槽流至村落的中心，或者是接近咖啡豆處理場的地方，村民們就每天來這裡取水。也許未來會再架起一些分支管線，讓水可以直接分配到各個家庭裡。我曾經在印尼和瓜地馬拉參與過類似的計畫，所以我知道他們的計畫不錯，這件事已經蘊釀很久了。
塔休･吉布魯站起來伸懶腰，並說道：「只要我們有錢就可以完成了。」

當我回到美國之後，開始研究供水系統建築。我聯繫了一些曾經在非洲蓋過供水系統的非營利組織，他們都很有興趣。他們都說大約要花四萬美元來完成我們的計畫。只是挖個洞、用水泥蓋個集水槽並架設一些水管，這樣就要花費四萬美元？嗯，在他們提出的預算中，有大約百分之二十五是屬於經常性支出。因為他們必須從外部雇請顧問，一天就要二百美元，還有一天一千美元的專業諮詢費。我和這些團體周旋了好一會兒，最後終於死心。我寫信給泰迪斯，請他考慮是否能夠讓農民自己動手興建水利設施，而我們會幫點小忙。泰迪斯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在大部分的合作社中組織起水資源委員會，並分析成本，以及擬定一個草案來決定誰能先動工蓋供水系統。若是由農夫當工人，泰迪斯計算出一個水利系統大約需花費八千到一萬美元。耶加雪菲的農人都贊同吉瑪地區的農人比他們更迫切需要水利方面的協助，他們甚至認為乾燥的哈拉爾和東部靠近索馬利亞和吉布地的地區也都比他們更需要協助，然而沒有任何一位耶加雪菲的農人去過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