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至少沒有直接問過。但讀黎紫書的《告別的年代》，幾乎每一頁、每一行都聽到她在問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寫長篇？這個問題又同時分為兩個：為什麼要寫這部長篇？以及：為什麼要寫長篇小說？黎紫書在小說的後記中說，寫長篇是「處心積慮」但同時又「羞於啟齒」的一回事。我十分明白這樣的心情。這絕不是出於不必要的謙虛，但也不是因為自信不足。那更大程度上是時代的使然。我還要說得更直接嗎？其實大家都知道，長篇小說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上述的問題其實應該是：為什麼還要寫長篇？

黎紫書的後記肯定是「處心積慮」的，她肯定把這個問題前前後後想過通透。她一步一步地提出了好幾個寫長篇的理由。由最表面的理由開始，六年前她因為目睹小說家「大哥哥」駱以軍對寫長篇的焦慮（而這焦慮又跟我正在寫長篇有關），自己的寫作心態也慢慢地從遊戲變成認真，開始產生「自覺和勇氣去質問自己書寫之目的」。由此而進入更深層的理由：「但認清自己的局限畢竟是一個寫手趨向成熟的必然過程，即便我無力突破，但我卻有了把握去直面自身的局限，並在書寫中逐步揭穿自己。」《告別的年代》這部關乎自身成長經驗的小說，便是因此而產生。這解答了「為什麼是這部」的問題。再下去便是「為什麼是長篇」的問題，她說：「因為那裡有足夠的空間讓它們（記憶的玩具箱子裡的事物）說出各自的對白。」黎紫書在這裡說：「這是今天的我所能想到的寫長篇小說的唯一理由。」也即是說，這是一個私人的理由。可是，因為「歲月留給我的遺物有多少，小說便有多長」。於是寫長篇，又同時出於客觀條件上的需要。

……

《告別的年代》是一本發問之書。它也嘗試提出答案，但答案總是多於一個，而且沒有終極對錯。重要的還是問題本身，也即是為什麼要問這樣的問題，和為什麼要這樣地問。請原諒我多此一答，因為我確信黎紫書提的絕對不是一個多此一問的問題。相反，它是處於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危機的核心的問題。而最大的文化危機，莫過於危機感本身的喪失。失去了危機感，危機彷彿就得到消解，甚至看似從未發生。人類依然好好地活下去，享受著各種各樣的娛樂，並以為這就是文化，瀏覽著各種各樣的故事、閒談和資訊，並以為這就是文學。人類社會表面上還好好地運作，但是某些重要的東西已經不再存在，而且沒有人知道。世界看來跟從前沒有兩樣，但其實已經被悄悄替換了。所以我們堅持不要理所當然，堅持要邊寫邊問，以寫為問，甚至以焦慮和不肯定為代價。

那麼，為什麼還要寫長篇呢？

我嘗試提出我個人的答案：這是因為，作為小說家，我們的工作就是以小說對抗匱乏，拒絕遺忘，建造持久而且具意義的世界。在文學類型中，長篇小說最接近一種世界模式。我們唯有利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去抗衡或延緩世界的變質和分解，去阻止價值的消耗和偷換，去確認世界上還存在真實的事物，或事物還具備真實的存在，或世界還具備讓事物存在的真實性。縱使我們知道長篇小說已經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文學形式，但是作為長篇小說家，我們必須和時代加諸我們身上的命運戰鬥，就算我們知道，最終我們還是注定要失敗的。（節錄自「《告別的年代》附錄／為什麼要寫長篇小說？／董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