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AZE｜《12神探俱樂部》

我名叫席穆多．薩瓦迪歐。我父親從日內瓦北部的一處小村莊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以當鞋匠為生。他娶我母親時，已經開了間自己的鞋舖，但只專做男鞋，他對女鞋不在行。孩提時我經常幫他工作，時至今日，當我們這行提起我如何辨別犯罪現場鞋印的方法（薩瓦迪歐法），我都將這項發明歸功於那段奔波在鞋撐和鞋底間的日子。偵探跟鞋匠，都是從下面看清楚世界的全貌，他們的注意力著重在人們走偏那刻的腳步。

我父親連索．薩瓦迪歐生性節儉：每當母親想多要點錢，他就直嚷嚷我們會落得煮靴子底的窘境，據他說，拿破崙的軍隊在長征俄羅斯時，曾幹過這種事。不過，不管節儉的特點是來自他的天性還是由於他的人生經歷，每年他還是會破例花費一次：在我生日那天，送我一盒拼圖。起先是一百片的，之後遊戲的困難度慢慢增加，直到一千五百片的。拼圖是義大利特里亞斯德製造的，木盒包裝，拼完後，就會知道那是米蘭圓頂教堂或帕德嫩神廟的水彩畫，是一張古老的地圖，或者一群怪物正虎視眈眈世界的邊陲。我父親認為，拼圖能訓練腦力，將圖畫深深烙印在腦海裡。我通常要花上許多天才拼得完，他會興致勃勃地幫我，但老是搞錯位置，他的注意力偏重在拼圖塊的顏色，而不是形狀。我會讓他幫忙，再趁他不注意時，修正位置。

雷納多．奎格曾斷然說過：「犯罪調查和拼圖完全是兩回事。」然而，就是拼圖這個遊戲，讓我回覆了奎格在一八八八年二月刊登在報上的訊息。不久之後，他成了我的導師。雷納多．奎格，不但名氣響叮噹，也是城裡唯一的偵探，他破天荒地要在一群毛頭小伙子面前，傾囊傳授學問。入選者會在接下來一年期間，學習犯罪調查技巧，擁有成為任何一位偵探助手的資格。我仍留著那張剪報，刊出消息的同一頁，還有一則印度巫師來到我們國家的新聞，他的名字叫卡立當。

我對神探登報的訊息印象深刻，除了那是則公告外，更因為向來獨來獨往的神探奎格，終於願意與人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奎格是十二神探之一，這個俱樂部聚集了全世界的菁英偵探，每個神探都有自己的跟班，只有奎格例外。奎格經常在《犯罪線索》雜誌裡，替自己的立場辯解：跟班可有可無，孤獨比較符合偵探的形象。俱樂部的另一名神探維克多．阿薩奇，是他的摯友，也是最強力抨擊他新點子的人。他說，奎格若願意訓練助手，等同推翻了過去的工作理念。

我寄出申請希望入選，信裡陳述了提筆的動機。然而，有個規則絕對要遵守：萬萬不可提起過去的經歷：在犯罪調查中，不管過去曾做過什麼，沒有加分效果。我跟父親要來幾張生意用的信紙，上面的抬頭印有「薩瓦迪歐鞋鋪」字樣和漆皮靴子的圖案。我剪去了信頭；我可不想讓奎格知道，我是鞋匠的兒子。

我在第一封信寫道，自己對報上的重大犯罪案件一直感興趣，所以想學習犯罪調查的技巧。但我撕了信，決定重寫一封。老實說，我對血淋淋的命案興趣缺缺，吸引我的是別的：乍看之下不可思議的謎案。我喜歡感覺那循序漸進但充滿驚奇的推理，是如何釐清了混亂但可以挖掘真相的世界。

我不敢奢想當上偵探：當個助手已經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可是每當夜晚來臨，我一個人在房裡時，我會幻想自己是個冷漠、愛嘲諷且完美的偵探，就像奎格，像波蘭神探阿薩奇、葡萄牙神探薩卡拉、羅馬神探馬格雷里，在只看得到表面線索的世界裡展開行動，挖出因為障眼法、心不在焉或疏忽而看不到的真相。

我不知道多少人抱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寫了信到神探奎格坐落於恩賜街一七一號的屋子，但人數應該很可觀，因為幾個月過後，已經成為學院高材生的我，在一個房間裡發現了一堆積滿灰塵的信封。不少封連開都沒開過，彷彿只消瞄一眼，奎格就知道哪個申請人符合資格。奎格認為筆跡是門精準的科學。我在信件當中找到自己寄出的那封，也沒打開過，這讓我一頭霧水。當奎格要我燒掉那堆信件時，我不禁鬆了口氣照做。

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五日早上十點，我來到恩賜街大樓門口。我本來想徒步過來，不搭電車，不過我臨時反悔，因為秋天提前報到，冰透了的雨水在我行經的路上滴滴答答下個不停。我在大門口遇到其他二十個男孩，大家都跟我一樣緊張得要命；剛開始，我以為他們都出身名門，而我是唯一一個沒有名聲、顯赫姓氏或萬貫家財的毛頭小子。大夥都一臉緊張，但努力擠出一副輕蔑的表情，模仿出現在各大報紙首頁，或是一份賣二十五分錢的雙週刊《犯罪線索》雜誌黃色封面上的奎格。

奎格居然親自開門迎接，我們看到全嚇了一跳，大家本以為開門的會是個管家之類的人，扮演著神探聯絡外界的橋樑。驚嚇之餘，大夥非但沒進門，反倒紛紛退後，恭敬有禮，若不是離門最近的那個人，被奎格一把抓住胳膊，往裡面一拉，這齣鬧劇可能在接下來幾個小時仍沒完沒了。於是我們彷彿被一條繩索綁住，一個接著一個，全都進門了。

我曾在十二神探的官方刊物《線索》雜誌的地方刊號《犯罪線索》裡，看過關於這棟屋子的報導。奎格沒有助手，所以他的故事都是自己撰寫的，於是，屋子在他虛榮的鍍金描繪下，變成了一座知識的殿堂。每位神探都會和代大眾發聲的跟班對話，奎格則一人分飾兩角。在自問自答的對話裡，讓人覺得他像個瘋子。奎格描述自己沉溺在書房的靜謐中，欣賞法蘭德斯的水彩畫收藏，或者擦拭他的祕密武器：藏在扇子下的匕首、《聖經》中的手槍、雨傘裡的短劍。他最愛不釋手的武器，當然就是出現在他許許多多冒險故事裡的手杖。那個獅子圖雕的杖柄劈過不止一人的頭顱，伸縮的小劍曾盛氣凌人地架在嫌犯的頸動脈旁，而其所發出響徹雲霄的射擊聲，能劃破黑夜，但嚇唬的意味多過於傷人。我們進了門，經過各個房間，就在高牆、家具以及架子上，搜尋著武器和工具的蹤跡，在我們眼裡，那些東西就像是犯罪調查的聖杯、王者之劍，或者唐吉訶德的曼布里諾頭盔。

踏進這棟屋子，在我看來，就像進入一座精神堡壘。當人碰到朝思暮想中的東西，最感驚訝的不是終於有機會仔細看清楚，而是這件事有點真實、伸手可及、有了既定的樣子，不像夢裡的人事物，能瞬間改變模樣；這種滋味既悲又喜，因為這意味著，幻想來自於現實，而一旦落實之後，也宣告了幻想的結束。

奎格和妻子瑪嘉麗塔．里維拉同住，但屋內瀰漫著一種空屋的濕冷，空無家具的房間以及少了掛畫的牆壁，加深了這種氛圍。他們夫妻倆的臥房在四樓；二樓則是奎格的書房，裡面鋪了地毯，有張偌大的桌子，桌上有架漢蒙打字機，在當時，那可是個新玩意。書房外，都是空蕩蕩的房間和廳堂，一時之間，我感覺奎格開設這間學院，只是想驅趕這棟屋子濕答答的寂寥。房子對他們的兩名幫傭來說實在太大：來自加里西亞的安荷拉掌管廚房大小事，另外還有一個女傭。安荷拉幾乎不和奎格說話，但她每個禮拜都會準備兩次偵探最愛的點心，灑上肉桂粉的米布丁，並隨時隨地等候奎格的點頭稱讚。

「就連『行進俱樂部』的米布丁也比不上這個美味。如果沒有您，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神探說。而這是他對安荷拉的唯一評語。

廚娘的情緒陰晴不定，彷彿她不時感到來自這間屋子的壓力。有時候，她拿著雞毛撢子打掃，會大聲唱著西班牙老歌，音量大到奎格太太忍不住出聲制止。但她都當作耳邊風，或者裝作沒聽到太太的話。其他時候，她則一副挫敗而認命的表情。早上當她幫我開門，我聊起了氣候；不管天氣如何，她都當作是壞預兆：
「真熱。這樣子不是什麼好跡象。」

或者，如果天氣轉冷：

「太冷了！這可不是好現象。」

或者，天氣不冷不熱：

「真不知道該怎麼出門。壞預兆。」

飄毛毛雨、下雨、乾旱、暴風雨、許久沒颳暴風雨，所有的天氣變化，在安荷拉眼裡，都差不多一樣不祥。

「到昨天都還乾旱。現在倒下起了暴雨。」

十五年前，奎格夫婦痛失了沒幾個月大的兒子，從此再也沒有其他子嗣；所以，當我們一進門，儘管大家都不想破壞那股缺少人氣的靜謐，整棟屋子卻出現不同以往的熱鬧。

那天，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日子之一，奎格與我們分享了犯罪調查的方法，可是他的一席話，像是刻意想讓我們洩氣，要我們滾回家，別再踏進這裡一步。所謂的犯罪調查需要時間和耐心，而他這麼一嚇，也能甩掉真的不適合的人選。他列舉困難，描述挫敗，不過我們全不畏失敗，因為學習路上遇到的任何東西，就算是不順遂，仍是我們渴望獲得的經驗，所以我們怕的反而是日子平淡、法律作業、父母太盡責，得早點上床睡覺。我們第一天報到的二十一個人，隔天全回來了，而且開始上他的課。到當時為止一直空蕩蕩的屋子，因為奎格訂的東西陸續送到，開始擁擠起來。這種看似失去理性的堆積物品，其實是之於理性崇拜的一種矛盾，至今還能在我的身上看到。從一開始上課，奎格的教學就提醒著我這種矛盾的存在：當我們越接近瘋狂，腦子也就越清晰。

司法卷宗、放大鏡、顯微鏡、重現自殺和命案的假人模特兒、用來隔牆竊聽的聽診器、夜視鏡，命案現場的人類頭顱，這些都裝在不斷送來的籃子裡，搬進了屋子。當時，醫學院打算蓋法醫博物館的希望落空，奎格便買下福馬林大玻璃罐、淒慘的犯罪現場照片，甚至是廢棄的擔架。住在頂層的奎格太太，有時會下樓來看看丈夫的教學進行得如何。她是個美麗、蒼白的女人，總是一襲藍色衣裳，她會停下腳步觀看知名命案的短刀和匕首，呈現吊死狀和被分屍的假人，關在玻璃罐裡吃腐屍的昆蟲。她細細打量囤積在屋子裡的這些東西，彷彿裡面藏著什麼能解開枕邊人之謎的線索。她的模樣，就像是迷失在一間博物館裡，而警衛一個不小心，將她反鎖在建築物當中。

唯一敢頂撞奎格的只有廚娘安荷拉，她因為那些髒兮兮的籃子以及把可怕的東西弄到家裡來而責罵他。廚娘看到奎格根本充耳不聞，便挑釁道：

「我正在等盧溝的表弟來信，信一來，我馬上打包走人。米布丁就飛了！」

奎格幫我們上課的時間是早上；他的嗓音在這段時間聽起來洋溢著自信，其他時候則較溫和。有時，他愛帶我們外出教學，通常選在夜晚，到曾經發生女子斷頭案、惡名遠播的屋子，或是最近發生自殺案的旅館房間。

「自殺是個大謎案，比凶殺案還令人費解。」奎格對我們說。「在所有的城市裡，自殺案都有一定的數量，這種病源自城市，無關經濟問題或是歷史事件，不是人類本身的病。鄉下地方就沒聽過什麼自殺；這種恐怖的疾病透過我們的建築物傳染，而不負責任的詩人竟頌讚這種行為。」

我們第一次踏進一間有人自殺的房間時，大家都靠在牆邊不知所措，獨留奎格和死者。那名死者穿著最好的衣服，在喝下藍色小玻璃瓶內的液體之前，還將房間整理一番。

奎格站在房間中央，要大家靠近細瞧：

「大家瞧瞧這個男人的表情，看看他在喝下毒藥之前，怎麼仔細整理房間，把家當全都收進皮箱裡。世界上最孤獨淒涼的地方，莫過於旅館房間、民宿。這些自殺的人什麼都知道，他們心有靈犀；如果有間旅館傳出自殺案，那棟建築就會像遭到詛咒，下個月，另一起自殺案件就會接著發生。很快地，有些旅館專被這種活得不耐煩的旅客鎖定。」

我們學會如何搜遍每個角落；調查的著眼點不在偌大的空間，而是血滴形狀的對稱性，地面木板縫間的髮絲，捻熄的香菸，或者死者的指縫。我們拿著放大鏡尋找蛛絲馬跡，放大鏡放大了細微的地方，卻也扭曲了生活的其他部分。

奎格的老友也會替我們上課；例如偉大的骨相學家阿奇雷斯．葛雷果，他是個醫生，體型矮小，容易緊張兮兮，他的雙手彷彿有自己的生命，抖個不停：他的手就像動物，想撲上對方的臉，撫摸他的臉頰、眉毛或者測量頭圍，但只用手摸，不用尺量。他總是提起和心理學家波斯佩．戴斯品（Prospere Despines）在巴黎大學執教鞭的歲月，這位傑出但遭人遺忘的大師，是義大利犯罪學家西薩雷．隆波羅索（Cesare Lombroso）的導師。葛雷果讓我們傳著看頭顱，摸摸隆起的曲線，觀察受害者額骨的輪廓、凸顎、突起的牙床骨，以及凹塌的前額。我們必須閉上眼，讓手指遊走，並回答問題；這是小偷，殺人犯，還是騙子？有一次我曾大聲說道：凶手！葛雷果則回答我：

「更糟的是，他還是個耶穌會教士。」

參觀停屍間的經驗則比較不愉快。雷維特醫師人高馬大，性格謹慎陰鬱，一如誕生在土星星宿下的人。他剪開頭蓋骨，讓我們瞧瞧大腦，注意殺人犯大腦上大片的胼胝體和特徵。

「這裡記錄了出生後一生會犯下的案件；如果有個檢查大腦的機器，我們就能在這些帶有特徵的人犯罪之前，阻止他們，那麼大都會的命案便從此銷聲匿跡。」

在當時，犯罪生理學是刑事學的焦點，不論是醫生或警察，都希望有一套能用來區別善良民眾和作惡歹徒的科學。時至今日，這些東西已經不再具有科學價值，甚至在課堂上提起隆波羅索的名字，只為了聽大家忍不住竊笑。我自己就經常這樣做。過去曾那樣盲目相信的東西，今日竟落為無情的笑柄，真是可笑。經過二十餘年追緝殺人犯的歲月，我從經驗得知，相由心生。問題在於該如何判斷，因為並沒有什麼絕對正確的系統。隆波羅索並沒有選錯研究領域，他的錯誤在於深信藏在臉上和手上的所有線索，只有一種答案。

一八八八那年，奎格究竟相信面相學？還是犯罪生理學的其他理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吸引他的，顯然只有犯罪現場留有線索的命案，而不是那種得從嫌犯身上找線索的命案：

「有對順風耳、深邃眼窩和大手，這種可以輕易辨認的凶嫌，就交由警察應付。至於那些隱藏起來，能混在我們之間的凶手，則交由我上場。」

有時，碰到奎格順帶提及十二神探的某位成員，我們便會鼓起勇氣，問他俱樂部的起始、從未明文的門規、幾名成員曾碰頭的少數幾場聚首。奎格總語帶不耐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自個兒設法拼湊其他沒講清楚的部分。我們就像被強迫似的重複背誦成員的名字，彷彿這是一門艱難的課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小有名氣，經常登上《犯罪線索》報導的神探，包括綽號羅馬之眼的馬格雷里、英國神探卡勒．勞森、出身紐倫堡的德國神探塔比亞斯．赫特。其中，有兩名成員為了爭奪巴黎神探的頭銜，經常鬧上雜誌：沙場老將路易．達朋和落腳法國的波蘭神探維克多．阿薩奇，前者自認是維多克的傳人，後者則是奎格的摯友。雅典神探馬多拉奇斯的消息雖然不多，卻是其中我最欣賞的：當他解決犯罪案件，彷彿不只針對個別凶嫌，而是看到了人類普遍的黑暗面。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社區，則緊緊追逐著托雷多出身的費明．羅荷的動向，他遇過非常匪夷所思的倒楣意外，反而模糊了經手案件本身的焦點。葡萄牙神探薩卡拉則一向出沒臨海一帶：在迷失於霧中的船上審問如凶神惡煞般的船員，在沙灘上尋找神祕失事船隻的遺骸，解決「密艙」案件。

再湊上諾瓦利烏斯、卡斯特維堤亞跟佐川，神探就兜成了十二個。傑克．諾瓦利烏斯是美國神探，在我們的想像中，他和西部牛仔及傳奇槍手的形象融合在一起。心思細密的安德．卡斯特維堤亞是荷蘭神探，儘管他跑遍每個角落，身上的白色服裝卻永遠一塵不染。至於來自東京的日本神探佐川，我們就對他一無所知。

不過，我們都是在奎格背後背誦這些名字。這門暗地裡稱為十二神探的課，可沒排在他的課程表上。他寧願我們上其他課程：安沙地醫生負責法律課，他是奎格在聖卡洛斯中學的昔日同窗。安沙地告訴我們，法律是一種口才藝術；不論要證實無辜或有罪，律師就是要利用人類的慣性和容易接納附和自我偏見的天性，搬出能壓倒其他可能性的故事。同學當中，克勞森和米蘭達都是律師之子，所以只有他們沒在法律課打瞌睡，後來還成為律師。至於剩下的人，我們都不愛監獄和艱澀難讀的書，在我們看來，這和犯罪調查時可能遇到的危險和考驗腦力的刺激，全然不同。就連奎格自己都對法律沒什麼好感：

「我們這些偵探是大師，律師和法官呢，是抨擊我們的評論家。」

我在這裡交到的唯一朋友崔維克，曾在他父親收藏的《愛丁堡學報》讀過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文章，便壯膽糾正他：

「殺人犯是大師，偵探是抨擊他們的評論家。」

奎格並沒有答腔，他喜歡把回答留到後來再說。崔維克是學生裡膽子最大的一個，當奎格在屋子裡佈下線索，讓我們不斷練習，崔維克總是比任何人都還深入；據說，他搜尋地極為仔細，就連奎格太太的臥房也不放過，還翻找了她的衣服。崔維克沒有肯定這個傳言，但也沒有否認：

「犯罪調查不該劃地自限。」

我懷疑謠言的始作俑者是崔維克自己，包括另一個揮之不去的傳言也是，據傳奎格是為了找助手，才創立學院。新聞媒體經常抨擊奎格少了跟班，沒人參與他的推論以及幫他寫下故事。奎格的本領不比其他的神探差；相反地，他和阿薩奇及馬格雷里並列最能幹和最精明的神探。然而，因為沒有助手，讓他比起其他同袍來的遜色許多。葡萄牙神探薩卡拉有個伶俐過人的助手，名叫貝尼托，是個巴西黑人；卡勒．勞森是英國女王策封的爵士，也是蘇格蘭場最有名氣的合作夥伴，他的印度籍助手叫譚大維，日夜都跟在身邊，形影不離，有時他在神探的調查途中製造假線索和佈下真的危險，只為了到時有個故事可拿來宣揚。跟路易．達朋互爭巴黎神探頭銜的阿薩奇，其助手譚納則上了年紀。他患有肺結核，駝背，來日不多的日子都專心照顧他的鬱金香花園，透過通信和神探主子合作。

奎格為找助手而創立學院，並不是什麼異想天開的點子，大夥還因此興奮不已，但都不敢告訴彼此。當時，已經有好幾位學生對於等著他們的陌生世界心生畏懼，紛紛放棄參與犯罪調查。對於期待犯罪調查是一種智力遊戲、一幅精神拼圖的人來說，參觀監獄、認識惡名昭彰的殺人犯，親臨無政府主義份子卡帕逖的槍決現場，看到他即使被子彈貫穿身體，嘴裡仍不停咒罵行刑的劊子手，在在都讓他們沮喪。當然，他們雖然半途而廢，不過都不敢承認自己害怕或是期待落空；大家都假裝想法忽然間成熟了，知道自己將來要走的路：他們希望繼承父業，成為律師和醫生，當個居家男人，同樣關在煙霧瀰漫的廳堂裡，總是因為急事而出門在外。離開的人越多，剩下的人最後雀屏中選的機會也就越大。

然而，我們心裡都明白，如果奎格創立學院只是想找助手，他已經找到了。不管崔維克再怎麼費心思克制自己的冷嘲熱諷，取悅老師，最獲青睞的學生仍是阿拉爾貢。加布里葉．阿拉爾貢皮膚白皙，連血管都清晰可見。他長得俊美，比起男人，那美貌更適合女人，所以我們追著他死纏爛打問有沒有姊妹或表姊妹。奎格樂於推翻我們的推理練習，流露高高在上的傲氣，表現出比我們還精明的模樣。他渴望打敗我們這些學生，但是更希望阿拉爾貢能青出於藍勝於藍，當他的愛徒那像是女人的小嘴，吐出打敗他的推理，他會帶著加倍的驕傲露出微笑。

我們討厭阿拉爾貢受到偏愛，我們討厭他的原因，還有他的家境比所有人都富裕這點，他的家族是遠洋輪船的造船商。他大可當上大使，或者將人生揮霍在旅行和追求女人，可是他卻選擇跟我們競爭，打敗了我們。儘管我們討厭他（崔維克和我尤其對他沒好感：我是鞋匠之子，崔維克則是當時城裡少數猶太律師之子），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他的優異表現（讓他更完美，並沒有減少我們的反感）。阿拉爾貢似乎都選擇出其不意和不同的路徑來解決所有事情；他從來不開口致歉，彷彿所有的門都敞開著讓他通過。他和奎格夫婦的親近引人注目：他每天下午都會去看奎格太太，並共進下午茶。當神探出遠門，他則會花好幾個小時陪伴她。對她來說，阿拉爾貢是丈夫的替代品，當然，只有在下午茶這件事上。

我記得當奎格搬出偵探都瘋狂著迷的密室案件時，阿拉爾貢答道：

「將命案視為密室案，等於將犯罪調查逼進死巷，簡直是相信密閉是門無法超越的藝術。所謂的密室，是不存在的。這樣的稱呼根本是預設了不可能性。要解決問題，就要對症下藥，別將我們的用字不妥和處理事物的不恰當，混為一談。」

我們討厭他，但是不跟他競爭，我們其他人之間相互競爭。我們在只有第一名才有未來的前提下，爭奪老二的位置。遇到奎格出門辦案的日子，秩序就會鬆懈，大家會比平常還早下課。崔維克則一臉茫茫然，站在大門邊看著阿拉爾貢非但沒回家，而是踩著從容輕盈的腳步，爬上樓梯，接受奎格太太過度熱情的招待。

學院的二樓，有間我們從未用過的會議室；中央擺著一張環繞椅子的橢圓形桌子。桌子和椅子都相當笨重，難以搬動，彷彿木頭已經逐漸石化。我們稱這裡為「綠廳」，因為某個畫家在天花板漆上了枝椏跟藤蔓的圖樣，開始時他應該是秉持著耐心毅力來畫，到了最後卻對植物感到厭惡。嫩芽和葉脈的精細筆觸從窗邊往內延伸，之後卻逐漸變成彷彿被暴風雨肆虐而糊成一團的枝葉。房間牆壁鋪了一層暗色木頭，上面掛著劍、火繩槍以及武器盾牌；這裡的一切有種不真實的感覺，好似走進了古物商鋪。這間房間，就像某個原本的計畫遭棄置的廢墟：例如共濟會祕密集會場所，或者奎格太太原本打算佈置成飯廳，招待有頭有臉的人士，不過這些客人從來沒有機會到來。我們圍著桌子坐成一圈，桌上除了灰塵，空空如也，而奎格開口說道：

「各位：大家在過去幾年，都學會了所有能傳授給你們的有關犯罪的課程。我是指所有能在課堂上學到的東西，不過人生才是一輩子的導師，尤其是面對死亡這個課程的時候。理論面的知識有限；在限制之外，就得靠直覺判斷，但可不是我們未來的靈魂論信徒崔維克同學堅信的那種超自然，而是指那突然躍上心頭、屬於枝微末節的知識。所謂的直覺就是回想；所以直覺來自過去的經驗：直覺是回想的一種特殊方式。大家的目標是在遇到這混亂一生中不同的限制時，找到相同的模式。」

我心不在焉，手指在覆蓋桌面的灰塵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我從以前就一直等待著一個適合拿來做犯罪調查的案子；現在總算等到了。」

奎格在桌上攤開報紙的一頁。我們想找到醒目的大標題寫著某個老實的裁縫師遭槍殺身亡，或是河面發現某個女人的浮屍，可是報紙上只有巫師卡立當的表演秀廣告；他就是奎格刊登創立學院廣告時，上岸來到我們城市的同一個巫師。當時偉大巫師的來訪稀鬆平常，現在則不若以往那麼頻繁。在歐洲，各種幻術表演十分流行，民眾擠進劇院，就是為了觀賞骷髏打仗、發光的幽魂，以及遭斬首卻還嘰哩呱啦講話的人，還有其他利用燈和鏡子效果營造出的表演秀。

「我從以前就注意到這個巫師的巡迴表演所到之地，總恰巧發生凶殺及失蹤案。受害者通常是婦女：紐約有個合唱團團員失蹤，布達佩斯則是花販失蹤，在蒙特維多有個渾身鮮血的賣菸女攤販橫屍街頭。柏林警方曾以殺害護士罪名將他逮捕，可是他們找不到證據。從被發現的少數幾具屍體（因為凶手習慣藏匿或毀掉屍體）顯示，他會讓受害者放血，再用漂白水洗淨屍體。他總是照同一套方法進行清洗的儀式。」

奎格介紹這件案子時，神情冷漠；我們六個人，則氣得手指叩叩敲打；只有阿拉爾貢和老師一樣，冷淡以對。他們倆是卸下了憎恨才上戰場。

「這個巫師還會在城裡待上十五天。等到他啟程前往巴西，我們就失去了調查的大好機會。現在，我會繼續解釋這個案子，講解如何分辨巧合和必然性的重要，但是，各位如果真的是優秀人才的話，應該要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裡自言自語，丟下我這個奎格偵探在處處灰塵的房間內唱獨角戲。」

我們六人於是急忙衝向出口，不過阿拉爾貢這時已經不見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