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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年近五十的那幾年間，始終難以擺脫一個想法：自己開始寫小說以來，漸漸地也已經四分之一世紀了。我是在二十二、三歲時似乎偶然地寫起了小說，眼看就要二十五年了，自己當時並沒有過多考慮便決定了人生的前進方向，今後繼續如此從事文學工作果真沒問題嗎？我覺得到了必須對此進行思考的時候。就這樣寫到五十歲（父親便是在這個歲數上死去的）可就無法挽回了，要想在文學以外發現新的專業並獲得成功，五十歲則是極限的歲數，嗯，我就這樣左思右想地鑽了牛角尖，不過，我是那種從積極角度考慮問題的性格。一般都會認為，都五十歲了，已經來不及了（笑）。

　　這種反省之一，就是圍繞將近五十歲之前讀過的書從各方面進行回顧。於是，我決心將此前一直認為必須閱讀卻總覺得並未認真對待、唯讀了些邊邊角角的那些書，在這段時期確切地進行閱讀。雖然從小說家這個職業轉行之事難以決定，可我還是像成年人似地稍微發揮想像，想要暫且對自己多少進行一些改良（笑）。然後，我就開始閱讀但丁的《神曲》，卻不是用義大利語，而是借助翻譯文本，即便在這種場合，我也是那種不徹底的性格。就這樣，從四十八歲至四十九歲、五十歲這三年間，專心致志地讀了《神曲》。再往後，從五十一歲起，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後來被作為《致令人眷念之年的書信》這本書出版了。其結果，也是因為剛才說到的原因，我對文體也做了種種調整。須要強調的尤其是這部作品的內容，我反省了自己這五十年是如何生活過來的。

　　就我的年齡而言，小說是在我五十二歲那年秋天出版的。當時，我以為這是自己的作品中最成功的小說，甚至覺得可以成為暢銷作品。倒也沒有什麼根據，只是自己認為這是一部優秀作品。

　　那一年歲末，那時還是原蘇聯解體前的俄羅斯，我去了莫斯科。在那個巨大的國家裡，危機感已經廣為蔓延，其反映之一，便是戈巴契夫召開了世界知識分子的圓桌會議……蘇聯，顯然在向著終局走去……我參加了那個會議。利用那張機票，在回程中順便去了法國，以渡邊一夫先生為題進行了演講，當時是安妮．貝爾德－阪井為我作了翻譯，此人目前仍在幫助我。然後，我便到了成田機場，在那裡偶爾遇見了出版社的人，就向其問道「我的書賣得還好嗎？」，對方卻答以「不，不是那樣的」，於是我悶悶不樂地往家中而去。

　　翌日早晨，我前往離我家不遠的一家規模較大的書店，只見鮮紅色和綠色這兩卷本裝訂的、像是耶誕節禮品的書堆得這麼高，在那堆積而起的書山對面，幾本可憐的《致令人眷念之年的書信》在羞愧地看著我。那是使用了但丁的《神曲》中波提切利的插圖進行裝幀的、非常漂亮的書。自不待言，這一側那堆積如山的書正是《挪威的森林》。我的作家生活被籠罩在下一代威脅的陰影下、遭遇到最初的且具有決定性的危機的一年，便是那一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