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毛澤東孕育、領導世界史上最深得民心的一場革命。一九三○、四○年代，投身這場席捲中國廣袤農村地帶之偉大革命運動的人數是史無前例的。受這場革命運動波及而生活為之變貌的人，恐怕有數以百萬計。就影響所及之範圍和徹底程度而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可能是近代所有革命運動之最，而使得時常與之相提並論的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黯然失色。
然而，毛澤東身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卻日漸淪為獨裁的統治者，這並非革命史上罕見的特例。毛澤東組織農民摧毀古老壓迫、威權的結構，不過，他又以一種奉他為神明的異化權威取而代之。他從外國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中華民族，並誠如他的後繼者鄧小平所說的，「創建一個國家｣，不過卻又讓舉國上下束縛在「繼續革命｣教條的枷鎖中。毛澤東身上所呈現的兩面性－革命家與暴君，社會解放者與政治獨裁者，實在很難互相調和。不過，如果要審慎評價他漫長的革命生涯，勢必又得思考他身上的這種兩面性。
毛澤東的成功與失敗，他的成就與過錯，統統被封入一個氣勢磅礡，有幾個明確關鍵階段的大時代之中。毛澤東是近二十年漫長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政治領導人，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首要理論家、軍事戰略家。再者，他君臨中國逾四分之一世紀。毛澤東的政治主宰時間之長，在近代革命史上亦無出其右，而造就了革命與後革命時代不尋常之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延續性。本書試圖立足在這種延續性上探索浮現在毛澤東漫長政治與知性生命之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本質和局限性。
作為對毛澤東革命生涯的解析，本書只不過是個梗概，它主要訴求的讀者，是那些想要對陌生主人翁的公共生活能有概括性認識的人。本書不可能取代蕭特（Philip Short）那本內容豐富、全面性的傳記《毛澤東傳》（Mao: A Life），或者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開創性著作《毛澤東》（Mao Tse-tung），這本書付梓四十年後，今日仍有存在的價值和歷史的洞察力。
追溯毛澤東的政治歷史，本書著重強調毛身為革命家、統治者，他與馬列主義理論傳承的遭遇（與再詮釋），以及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與其政治實踐之間的關聯性。如是的強調，並非源自於毛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信念，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智識和理論的貢獻，其實是乏善可陳的。反之，誠如後續的分析，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立論的偏離，才是我們理解他政治生涯中正負面面向的關鍵。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與毛主義的誕生
（取自第三章）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曾評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像出自俄國民粹派（narodnik）之手，也像是馬列主義者所執筆的」。事實上，毛澤東這篇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底上呈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長文報告，呼應了俄國年輕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許多信念，他們在一八七○年代走進鄉村，目的是要融入人群，這些信念浪漫地彰顯農民革命自發性的價值。
民粹主義思想，乃至俄國「走向人民」運動的英雄典範，並未直接對毛澤東產生影響。他未曾讀過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evsky）的著作，只懂得一些俄國民粹派的皮毛。但可以肯定的，毛曾經接觸包含在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中的特定民粹主義觀念，畢竟毛澤東在擁抱馬克思主義之前，對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最為傾心。不過，毛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元素，與其說是受俄國知識分子影響的結果，倒不如說是他一九二五年夏天在中國農村的政治歷練的產物，當時對政治心灰意懶的毛，因發覺家鄉農民的自發性激進作為而重燃熱情。就某種意義上，毛澤東的民粹信念是一種典型反應，發生在農業土地上的疏離知識分子身上，他們經歷了初期工業主義所帶來的社會崩潰，尋求一條非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道路。
就如同俄國民粹主義者，把希望寄託在帶有社會主義天性又尚未被資本主義關係玷汙的農民身上，毛也相當看重中國農民根本的革命能量。「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毛熱情洋溢寫道：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毛不僅讚揚農民的革命能量，他亦相信農民的行動是自發性的，這股龍捲風般的力量是發自他們飽受壓迫的深淵處境。農民並未受政黨的領導，也並未依靠其他社會階級為後盾。確實，身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這份報告的非凡之處在於它幾乎從未提及城市工人階級，甚至沒有對「無產階級領導」，或者理論上是「無產階級意識」具體化身的共產黨給予任何行禮如儀的致敬。毛反倒十分直言不諱地挑戰馬列主義正統觀：
如果我們以百分比衡量各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相對貢獻，城市居民及軍隊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農民占到百分之七十。
然而，毛澤東所珍視的自發性，列寧卻不表信任—這種不信任感交織著革命政黨的列寧主義式觀念。列寧論稱群眾的自發性運動，不是革命的充分條件。假設放任其是，人民的自發性終將牽就於既存秩序。若要創造革命成果，就必須將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意識，置於雜亂無章的群眾運動之上，把人民分散的革命自發性導向有效的政治行動。這至關重要的革命意識，其具體化身就是高度集中化、緊密結合的黨機器，由一批犧牲奉獻的職業革命家所領導。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中，毛並未主張群眾自發性的革命奮鬥，需要由政黨來領導。毛假定農民本身即具備馬列主義者認為共產黨所有的政治判斷準繩。農民的革命行動不需由黨來評判，反倒是黨的革命能力得經過農民的檢視。誠如毛毫不避諱地總結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農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從正統的馬列主義高度觀之，毛澤東表現出雙重異端。第一，毛有別於馬克思（以及列寧），視農民而不是無產階級為首要的革命階級。第二，毛違逆列寧，支持群眾自發性的革命創造力，勝於由黨所形塑的革命意識。必須承認，毛不久就會領略到列寧主義式組織原則的效力，並且成為依循該菁英主義原則所組織的政黨的領導人。不過，毛從未能以純粹列寧主義的方式，徹底解決民粹主義者在知識分子「意識」和群眾「自發性」之間做選擇的兩難。毛視共產黨為社會主義意識之組織化身的信念，與他一貫的民粹主義信念（以最純正的形式表現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中）相衝突，後者認為真正的革命創造力根植在農民體內。這種列寧主義與民粹主義對立衝撞的張力，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貫特色。同時，正是這個懸而未解的緊張關係，造成毛與中國共產黨機器的關係撲朔迷離，有時甚至彼此敵對。
這些非正統觀還衍生其他的異端結果。其一是逆轉了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歷史發展中城鄉關係的觀點。對馬克思而言（對列寧亦然），城市支配鄉村是近代歷史必然且漸進式的結果。身為這過程的一部分，農民本身會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壓力下消失。誠如恩格斯總結馬克思的觀點所言：「我們的小農，就像其他過去殘存的生產模式，在絕望中注定消亡。他們是未來的無產階級。」
一九二七年，當時毛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掌握還很粗淺，他可能尚未認識到馬克思對農民命運的斷言，也就理所當然地忽略了。不過，毛肯定十分清楚馬列主義賦予農民的政治角色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中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再三論及並闡述這個意識形態立場。但是，毛依然無視於此意識形態正統性。對毛而言，農民不僅是中國人口的絕對多數，同時還是中國社會真正的革命階級，在政治上，城市工人加上軍人都沒有它來得重要。
對農村、農民優先於城市的信念，不僅逆轉了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而且經年累月下來，助長了反城市傾向的茁壯，而這是完全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的反城市主義仍未發聲，大抵還隱而未顯，不過可發現毛首度表達對城市教育工作者的不滿，認為他們一味提倡西學，而對農民的需要一無所知：
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校。「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做學生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席」一鼻孔出氣，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的，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裡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校，名之曰農民學校……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在這個引人注目的段落，毛兼具反城市主義和對知識分子的敵視，這類主題往往出現在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中，但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卻相當陌生。毛讚賞農民創辦夜校源於自主動機（對比於城市知識分子的「廢話」），埋下了日後對知識分子普遍不信任，且認為城市是道德敗壞、政治反動淵藪的種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這些基調，日後將形塑毛主義革命策略的智識前提。這樣的革命策略部分出於時勢所趨，部分出於堅定的信念，採取一個表面上看似不可思議的形式，即動員鄉村的農民革命力量，以「包圍、壓倒」保守的城市。
若非一九二七年血腥的反革命暴力，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評斷，可能會提早結束他的共產黨員生涯。這份報告提出的兩大異端，是任何馬列主義政黨所無法容忍的。首先，毛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核心信仰，即城市無產階級是近代革命的主體。其次，毛質疑了共產黨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他認為農民具備列寧主義者堅稱只體現於黨的革命意識。
這些若還不夠大膽褻瀆的話，毛甚至挑戰共產國際和史達林主政之莫斯科的權威。隨著中國革命運動在一九二六年最後幾個月轉趨激進，史達林主義者自莫斯科傳達節制群眾「過分」的指令，特別是農民群眾，惟恐損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同盟。史達林堅持不計任何代價維繫國共兩黨的合作，即便這個代價要由中國革命分子來承擔也。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雖不情願，但仍確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政策，毛不表苟同，熱情捍術農民造反的「過分」。誠如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
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另外，還有一段幾十年來時常被引述的文字：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材材，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暴烈的行動……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絕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