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思樂與毛主義研究

　　書肆有關毛澤東的傳記汗牛充棟，但大都環繞在毛澤東如何透過權力鬥爭攫取權力，毛獨特的人格特質，以及種種經過妖魔化或者神化的私密窺探，卻少有嚴肅探討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與馬列主義淵源的作品。這對於以馬列主義者自詡，數十年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建設的毛澤東，其實是一種理解上的嚴重空白。而馬思樂這本生前最後的著作，恰恰可以填補這樣的遺憾。

馬思樂（Maurice Meisner）是國際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長期執教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馬思樂長期以來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特別著力於馬列主義思想系譜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與實踐的影響，以及毛澤東思想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關聯性，相關研究成果豐碩，重要著作有《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以及《鄧小平時代》（The Deng Xiaoping Era）。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多次再版，是西方世界理解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這段歷史的重要教科書。馬思樂的著作向來以理論邏輯一貫，左派色彩鮮明為著稱，他在這本書另闢蹊徑，通過對左翼思想史的獨特分析，以馬列主義和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系譜做為參照座標，用以審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念，以及革命策略實踐。

毛主義的崛起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做為一種西方現代性的產物，其主要分析命題是：社會的特質是由構成人類生活之經濟結構或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政治秩序、社會法律，甚至是文化生活和思想意識。因此，要扭轉人的觀念，甚至是重建社會，就只能通過生產方式或經濟結構的改造。馬克思進而預言，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終點。但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降臨之前，必然存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嚴重扞格的過程，進而衍生出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激烈衝突。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動力。

然而，歐洲社會並未如馬克思所預言的爆發革命浪潮，革命反倒發生在工業條件相對落後的俄國。俄國革命家列寧即從兩方面為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辯護，同時創造性地重建了馬克思的理論，給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注入新的元素。

首先，列寧在其《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書中解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進而演化成帝國主義，打破了馬克思的預言，因為資本主義透過掠奪海外的原料、市場，剝削落後的未開發國家，同時在其殖民地廣設工廠，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以進行擴張。就列寧而言，資本主義是以剝削被殖民國家的原料和勞動力，以改善本國工人生活條件。只要帝國主義強權和壟斷性資本主義仍繼續剝削中國、印度和非洲國家，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瓦解。

列寧這種以資本主義發展的向度來演繹帝國主義的論述，巧妙地為匯聚歐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與第三世界和東方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力量，找到正當基礎，從而讓馬克思理論吸納了其所忽略的民族主義元素。這正是蘇聯和共產國際扶持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背景。
另外，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一書中，列寧思考工人階級奪取、鞏固政權的革命策略。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論在思想或意志上都是軟弱的，這就需要由一群職業革命家扮演革命先鋒的角色，組織革命政黨，灌輸無產階級堅定的革命意識。

儘管列寧對馬克思理論做出創造性的重建，但就馬思樂而言，列寧仍未跳出馬克思的歐洲中心框架，還是以城市為革命的中心，以工人階級為革命的首要力量。

馬思樂本書的分析旨趣，是以上述馬列主義理論為參照座標，而彰顯毛澤東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特殊性。綜合馬思樂的論述，所謂「毛主義」的獨特性表現在以下幾個面向上：一、有別於馬列主義將革命希望寄託在無產階級身上，毛是以農民為革命主體，而其革命策略主要是游擊作戰的型態，動員農村力量包圍城市。二、在這種以農民為革命主體的概念下，毛主義之中蘊藏了民粹主義（populism）的思想，相信包括農民、工人在內的一般人民都具備美德和智慧，只要引導得法，便能從中釋放出龐大的革命潛能。於是，有別於列寧那種帶有濃厚菁英色彩的先鋒黨理論，毛的民粹主義推演到最後形成一種「群眾路線」的政治哲學，認為政策的制定唯有出自群眾，且能清楚符合群眾的利益和期望，並將之整合進黨的政策，才能完善黨的政策。三、毛澤東思想蘊含濃厚的「唯意志論」色彩，強調在能動的政治行動中，主觀意志能超越客觀經濟的約束，是決定社會變革的首要力量；同時，能動的政治行動可以縮短或加速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進程。四、在延安時期，毛透過〈矛盾論〉、〈實踐論〉對馬克思理論的重建，以彰顯包括政治、文化在內之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此外，毛更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一文，強調以「民族形式」進行文化動員，期望把文化轉化成一種革命改造的公共領域和舞臺。進而要把農村粗鄙的大眾文化，塑造成一個先進的民族主義文化。如此一來，便賦予文化領域相對的決定作用。

事實上，有不少學者都注意到，毛主義，即這種經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的論述措辭活潑生動但又模稜兩可，這種依據中國農業社會具體條件對馬克思主義術語的滑動和置換，產生了離奇的效果。它既能讓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奧援，同時又能不受國際共產主義指導原則的約束，在最大限度上保持戰略的靈活性。譬如，馬思樂在本書中提及「人民」這個毛主義重要的政治概念，它一方面是從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等階級範疇予以界定，但另一方面，人民概念所涵蓋的範圍，除少數國民黨反動分子、買辦等之外，幾乎已形同擴及整個民族。所以，做為動員統一戰線的「人民」概念，既可用來發動階級鬥爭，同時又可動員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力量。這種概念的模糊性，既訴諸推翻階級剝削的大纛，又帶有反帝國主義侵略的號召力，從而給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符號多義性，廣泛吸納社會不同集團的多元力量。

然而，毛主義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獨特重構，卻也在日後西方中國研究領域引發毛澤東究竟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大論戰。若以馬列主義做為參照座標，論斷毛澤東是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之間必然涉及理論「正統性」（orthodox）的認定問題。亦即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堅持了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或者，反過來說，馬列主義的理論又在何種程度上符合了毛澤東革命戰略的需要。如此一來，毛澤東究竟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正統性問題，就必須從兩方面開展：從毛澤東到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是不是恪遵馬列主義的理論模式；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馬列主義是不是能夠適應於毛澤東所處的中國環境。

異端說的辯論

　　西方中國研究學界有關毛澤東是不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大論戰，首先發生在六○年代，掀起論戰的刊物是《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論戰的焦點圍繞在毛澤東思想是否有其獨特性。持「異端說」的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他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書中率先提出「毛主義」（Maoism）的概念，認為毛澤東的革命戰略主要是建立在農民群眾的基礎上，而有別於正統的馬列主義學說。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在《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書裡，爬梳毛澤東思想的早期根源，其中包括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傳統、新康德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康有為的烏托邦主義，以及英國新康德主義對意志的頌揚。魏斐德斷言，這些思想的衝擊，使得毛服膺一種遠比馬克思更極端、永無止歇的歷史變遷觀點。不過，諷刺的是，在魏斐德為毛澤東所梳理的思想淵源中，獨獨不見唯物主義的觀念要素。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經典著作《毛澤東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中也呼應道，毛澤東「提出不僅資產階級少爺，還有工人階級的子弟，都要向農民群眾學習如何成為優秀無產階級的宣稱，是……一種背道而馳的異端……，是毛澤東向其童年道德、智識復歸的終極明證」。持反對意見的另一方，是以「東方專制主義」、「極權主義革命學說」等研究概念聞名於世的魏復古（Karl Wittfogel）。魏復古主張，毛澤東的革命戰略只不過是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理論的翻版，中國革命其實是莫斯科和共產國際操縱之下國際陰謀的產物，並無任何獨創之處。第二次論戰發生在一九七六年，論戰的刊物是《近代中國》（Modern China）。隨著中蘇之間的分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史華慈等人的異端說逐漸壓倒魏復古的解釋而取得上風。第二次的論戰是由中國研究領域中的左派學者如佩弗（Richard M. Pfeffer）、魏昂德（Andrew Walder）發動，他們反對異端說不當，認為馬克思帶有「經濟決定論」傾向，而毛澤東則更趨近於「唯意志論」色彩，進而論斷毛澤東思想是有別於馬列主義。這次論戰涉及的範圍更廣泛，其間的論題包括理論與實踐、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等一系列馬克思理論中的關鍵課題。

大體而言，在這兩次論戰中，馬思樂一直是異端說陣營的理論大將，而備受辯論對手的重視。同時，針對毛是不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這個問題，在這些學者當中，要屬馬思樂最為有系統地從事理論的建構和解析。

在早期著作《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馬思樂即明白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套教條、一套範疇框架和永恆不變的普遍性預言。馬思樂留意到馬克思關於人的意識、人的行動以及客觀社會經濟力量之間關係的思想中存在明確的辯證性，馬思樂說，列寧對這兩方面的解決方法被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視為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國響應俄國革命而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不是屬於歐洲中心的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具有辯證邏輯和歷史唯物主義前提、比較豐富靈活的馬克思主義。馬思樂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深受李大釗的啟發，而毛、李兩人的社會主義信念，「並不是基於相信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作用，而是基於相信他們能夠煥發出目前潛在的強大主觀力量之上――李大釗認為這是中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蘊藏著『剩餘能量』的巨大寶庫。人的思想、意志和自覺性決定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馬思樂進一步演繹這種唯意志論在革命實踐上的含義：

這這些觀點不僅反映出唯意志論者對於推動歷史前進的經濟力量的不耐煩和他們在沒有真正無產階級（如果必要的話）的情況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衝動，而且也反映出中國民族主義者揚棄中國社會這個唯一進步的社會階級（指資產階級）……進行更廣泛、全民的革命運動的願望。

　　爾爾後，馬思樂又另文分析，儘管沒有證據顯示毛澤東曾直接受俄國民粹主義者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車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影響，但在俄國民粹主義與毛主義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親近性」（affinity）。馬思樂認為，俄國民粹主義者有一種強烈的信念，認為人民集體的意識力量能決定社會現實。與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對於民粹主義者而言，歷史和革命發展的決定因素不是物質生產力的不可抗拒運動，而是人的抉擇和行動。另一方面，俄國的民粹主義相信，基於這種人的主觀意識力量，俄國的社會主義得以繞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階段。俄國的民粹主義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說。民粹主義這些因素都存在於包括李大釗、毛澤東在內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靈魂之中，而使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馬列主義性質發生重大的變化。

這兩次漫長、莫衷一是的辯論，並未澆熄西方學術界對毛澤東研究的熱情，反倒在分析方法上更推陳出新，辯論的角度也更趨多元，而在西方中國研究領域儼然呈現「毛澤東學」的熱潮。七○年代，利夫頓（Robert J. Lifton）的《革命的永生》（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索樂文（Richard H. Solomon）的《毛的革命和中國政治文化》（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白魯恂（Lucian Pye）的《毛澤東：做為領袖的人》（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相繼問世，三者共同的特點是以心理學的方法研究毛澤東的人格特質，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八○年代，《遠東事務》（Far Eastern Affairs）針對這種心理分析的取逕開啟辯論。隨後，一九八六年，即毛澤東逝世十周年，澳洲的《澳中》（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雜誌又掀起了一波毛澤東研究的高潮，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及歷史地位。

西方這股經久不息的「毛澤東學」熱潮，對毛主義做出有別於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自然與西方左派思潮的演變息息相關。二戰之後，盧卡奇（Georg Lukás）、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擺脫前一世代馬克思主義者對具體政經結構的分析，轉向深奧的哲學思辨，著力於政治、藝術、文化、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的議題。使中國研究學者汲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養分，譬如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做為分析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工具。而中國本身的政治變化，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政策，揚棄先前模仿蘇聯的發展模式，尋求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繼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賦予文化領域承擔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重任，讓文化改造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導角色，也讓不滿史達林經濟決定論教條、官僚主義作風的歐洲左派激進主義分子，如沙特（Jean-Paul Sartre）、傅柯（Michel Foucault）、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甚至當代的巴迪歐（Alain Badiou），在毛主義中汲取思想養分，在社會主義中國尋找有別於蘇聯模式的新希望。

左派激進主義知識分子之中，尤以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最受毛主義的啟發。誠如同是著名馬克思主義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評論，「有些事情經常被我們遺忘，但是通讀《保衛馬克思》（For Marx），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新的問題來自毛主義本身，尤其是毛澤東的〈矛盾論〉。」事實上，有不少學者指陳，阿圖塞以結構主義的取徑重建馬克思主義，其中許多重要的概念，如「多元決定」、「結構性因果關係」，其實是受到毛主義的深刻影響。

而詹明信本人也毫無保留地擁抱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解放潛能，並視之為第一世界政治文化模式的新典範，「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一種廣闊、未竟全功的歷史經驗，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出乎意料之外地感受到一個『第三號』的出現；我們感到有一個煥然一新的外在世界展現在眼前，我們目睹人類社會裡有一大群人正在以新的方法掌握他們的集體命運。而最代表性的是，我們更感受到那掌握命運的集體理性已經轉化成一個嶄新的『歷史主體』，一個經過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長期壓制之後，才首次懂得以自己聲音發言的歷史主體。」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