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8日,這一天是席娃嘉瑪最後一次看見兒子蘇巴希,當時他還很小。對於做為父母親的人而言,這是最恐怖的夢魘,從此她和她的丈夫接下來5年的時間都在印度南部四處搜尋兒子的蹤跡。他們為了籌措找兒子的費用,讓這一家人從下層中產階級的頂端落入了赤貧的地步。

終於,到了2005年事情有了幸運的突破。有人向清奈的某位警察通報,說有兩個男人在酒吧裡大聲爭論著綁架的事情。經過盤問後,那兩名男人和兩名女性共犯承認,他們一直幫忙馬來西亞社福中心(Malaysian Social Services)偷小孩,每綁匪綁到一名兒童可賺得236美元左右。

而根據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也顯示,該孤兒院的前園丁馬諾哈蘭已明確供認自己抓走了蘇巴希,兩年後,男孩就被一對美國夫妻領養了。

於是,我花了2天時間,跨越8000英里後,現在正站在美國中西部一戶人家的前門門廊。我把自己對該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訴了那對夫妻。可是,他們仍然不信服,丈夫說:「要我們相信的話,需要有更多資料才行。」DNA證據或許是唯一能確定的方法。

不過,在我開始調查蘇巴希身分的一年後,該案幾乎毫無進展。只有《瓊斯媽媽》雜誌網站上的一則匿名評論文,稍微透露出他們心中的想法,這是由一位於他們親近的友人所寫,上面寫道:

那對父母根據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資訊,決定不要擾亂這孩子現在的穩定生活。等孩子大了,養父母打算把情況告訴他,再讓他自己決定。

調查此案的負責人鄉卡則承認,警局的調查只搔到問題的表面而已。實際上,如果生父母負擔不起律師費用,就無法讓兒童綁架的主張進入法院程序。同時間,也已經有其他孤兒院陸續出現,要取代馬來西亞社福中心。他又說:「可是,我沒有權力調查,我真的無能為力。」

席娃嘉瑪這樣說:「是那些人做錯事,為什麼我們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