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飛在台灣眾生的肉體旁／紀大偉

　　我們回顧文學史、電影史上的經典與傳奇，常常就像參觀博物館內的收藏品。這些經典、傳奇收藏品滯留在遙遠的時空，跟我們保持安全距離；在讚嘆之後，我們不可免俗走進附設紀念品店，彷佛只要買張呈現收藏品的明信片，就可以把博物館經驗帶回家，心滿意足。

這種朝拜博物館收藏品的儀式已經成為習慣，但我們不妨思索：面對文學經典、電影傳奇的時候，是否還有更具想像力的其他方式，讓文學經典、電影傳奇跟此時此地的我們發生關係？可不可以將收藏品請出博物館的殿堂空間，而不是只將它們視為滯留昔時異地的死物？

原著小說在一九六二年面世，在一九七五年改拍成電影的《飛越杜鵑窩》就是文學經典、電影傳奇。我固然可以強調這兩個版本在歷史／博物館之內的顯赫名聲，但我更希望將這兩者請出歷史／博物館，思索它們可以為當下台灣帶來甚麼啟示。

幾十年來《飛越杜鵑窩》一直被當作「精神病院」、「神經病」的代名詞。電影版呈現了一個大致上與世隔絕的精神病院；在這個封閉空間裡，角色分成兩大派：一邊是醫護人員，由鐵腕作風的護士長主導；另一邊是精神病人，由麥克墨菲（傑克．尼柯遜主演）帶頭跟護士長作對。這兩方的鬥爭就是全片的核心：護士長譬喻高壓統治的暴君，精神病人就好比受壓迫的人民，而帶頭搗蛋的病人麥克墨菲是追求民主的人權英雄──此片在民權運動的一九七○年代誕生，難免被解讀為「政治寓言」。根據美國電影學院AFI的票選結果，片中護士長的惡名不衰，被選為美國影史上最邪惡的角色之一，邪惡程度與《沉默的羔羊》食人狂漢尼拔同級。

電影版讓我們在緊湊的兩個多小時內看熱鬧；小說版卻讓我們在比較舒緩的──或比較坐立難安的──閱讀過程中，想像如何將這部經典當作照妖鏡，折射出今日台灣面對（或拒絕面對）的多種課題。例如，當前台灣正在熱烈討論的慢性病人長期照護的問題︰除了照護者的國籍考量之外，照護者和病人之間互動的倫理（照護者該聽從還是宰治病人？），家屬接納病人的程度（把病人留在家中共同生活，還是「外包」給療養機構？），病人自主性的程度（他們有權決定病體的處置方式嗎？生命的去留？有人在乎病人本人的意見嗎？）等等，都是台灣社會和《飛越杜鵑窩》原著小說的歷史共業。

在我進一步討論小說中的醫院前，或許有人想岔話說︰且慢，《飛越杜鵑窩》並不是真的在呈現醫院，醫院其實是社會的象徵。用口語來說，「醫院就是社會的縮影」；用術語說，這部小說是如前所述的「政治寓言」。按照這種寓言式的讀法（或，解析象徵的讀法），《飛越杜鵑窩》跟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侯文詠的《白色巨塔》「都一樣」，都是藉著描寫醫院百態來針貶社會的「醫病文學」或「醫院文學」。我承認這樣的讀法理直氣壯，也明白這是《飛越杜鵑窩》長久以來被詮釋的方式，但我想在「就是在談醫院本身」和「醫院其實是象徵」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我們太習慣將醫院、病人視為象徵，因而很少去正視文學中的醫院和病人。

所以，在「往象徵邁進」之餘，我在此選擇「從象徵回歸」到受苦的人體，「看」病去。讓人「看」病是痛苦的──不管是自己的病，親友的病，甚至是陌生人的病，因此大家盡可能迴避看見病，尤其是帶有嚴重污名的某些病︰昔日的痲瘋病（現該稱為漢生病，聽起來污名色彩低），現在的愛滋，以及精神病。這些病的病人經常難以在自家容身，於是他們從自家被發包到收容機構，如收容漢生病友的樂生療養院（一九二九年起），愛滋寶寶的關愛之家（一九八六年起），以及精神病友的龍發堂（一九七○年起）。我在此特別標示這些機構的年紀，是要突顯它們在台灣社會扎根已久的事實；不過，幾十年來，民眾大致上看不見這些機構，如果看見了卻又往往加以排擠或訕笑。這些機構該向民眾顯形（以便求助）或是隱形（以求自保），就成為長久以來的兩難困境。

上面提及三個機構對社會以及對病友的貢獻，不可抹煞，應該寫入台灣的歷史。相比之下，《飛越杜鵑窩》中的精神病院是完全被抹煞的。對外界，它跟社會的關係簡單得幾乎不存在；在內部，看起來錯綜複雜的人事物，其實也都是由一連串簡單的二元對立邏輯所排列組合而成︰男人vs女人，白人vs黑人，白人vs美國原住民，異性戀vs同性戀等等。書中的病友都是男人，於是與他們對立的獨裁者就是女人，以便強化二元對立雙方的對比；病友大抵都是白人，於是欺負這批白人的工友就是黑人；病友大抵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逃兵，於是綽號「酋長」的原住民病友（來自好山好水的原鄉，但原鄉正被資本主義鯨吞蠶食）就成為病友中的清流；病友大抵是慾望女性的異性戀者，於是與之相對的同性戀就是變態（書中暗示黑人工友跟白人病友進行同性戀行為，而這些同性戀行為被視為黑人對白人的侵犯）。

以上這些二元對立，是這部小說飽受爭議的主要原因。批判者質問，為甚麼這部小說在鼓吹病友（或人民──這些病友往往被讀作人民的象徵）解放的時候，卻一再將女人和黑人加以妖魔化？這麼說來，這部小說在追求民主的時候，是不是也強化了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以及︰對於同性戀的歧視）？這些批判意見難以駁斥，因為書中對於女人和黑人的描寫很不符合「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原則。不過，我在這裡並無意加入為此書（及其改編電影）鞭屍或翻案的隊伍，而想要挪動發問的角度︰此書把女人和黑人妖魔化，固然不妥；但此書也將美國原住民加以浪漫化了，彷佛原民／原鄉就是救贖的所在（原住民帶來救贖的這個訊息在原著小說中非常強烈）──這種一廂情願心態，是否也該重新審視？

我這樣提問，也有意扣連台灣的經驗︰在追求個人（等同於男人／漢人／異性戀者？）解放的時候，不同的性別（女），不同的族群（原住民和新住民等等），不同的性偏好（同性戀等等）是否也得到合理公平的機會，而不至於淪為時代潮流的代罪羔羊或空洞噱頭？而且，我還是要「從象徵回歸」到受苦的人體︰在追求病人（而不將之視為象徵）解放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走出種種二元對立，以平常心看待不同性別／族群／性偏好的身體苦難者？

在社會層面，我們可問，該如何持續改善健保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才能超越各種人體被貼上的標籤，因而達致更高度的社會正義？在文學層面，我們也該想像：如何讓醫病倫理在文學界啓動共鳴，同時也讓文學進入醫院撫慰受苦的病者與醫者。
《飛越杜鵑窩》並非只停駐在博物館裡，早也飛到台灣眾生的肉體旁邊。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