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後來，《三國志》中簡約化的曹操逐漸被色彩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於有了新資料。陳壽《三國志》本文傳世大約百餘年後，出現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陳壽記史簡略的缺憾。從記載上看，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是受詔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這就意味著，在那時，官方要從《三國志》中獲取治世的經驗和教訓，已經感到不怎麼方便了。而裴松之完成任務後，上呈御覽，當時的皇帝給予了贊許，認為裴注可以「不朽」。「不朽」當是很高的評價，這是對裴松之復原歷史形態的認可。也就是從裴注誕生之日起，它已經與陳壽的本文珠聯璧合，離開了裴注，《三國志》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通過裴松之的工作，出現在後世讀者眼前的曹操，形象豐滿起來，從單一的《三國志‧武帝紀》中的簡約化的曹操，一下子擴大到裴注所引述的眾多資料中的曹操。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資料，除去專作訓詁的以外，用來補充史實的大致在三十種左右。而這三十種左右的資料，多的是史書，少的是史料。我們知道，史料是編修史書的基礎，是史實的源頭。在史料匱乏的條件下，判別史書敘事的真偽，極可能陷入到孤證難立的境地。依賴裴注流傳下來的眾多史書，無論是漢魏人作為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還是兩晉人編撰的前朝史，相比陳壽《三國志》而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多情節化的敘事。這也構成了後世描述曹操時出現言不盡意情況的源頭。

有情節的敘事可以營造歷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進入情節，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以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來說，這一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三國志‧武帝紀》未載此事。陳壽編撰《三國志》所依據的王沈《魏書》，則講殺人動機是因呂伯奢之子和賓客起了歹意，要搶曹操財物，曹操屬於正當防衛；西晉人郭頒在《世語》中則認為曹操疑神疑鬼而殺人；到了東晉，孫盛則讓曹操開口說話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後世對此事的判別，一是殺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為老主遮醜，且王沈《魏書》就是為時諱的書，價值不大。其實，這種判別依然是存有問題的。疑神疑鬼是想當然爾，負人負我之話是否有據可查？無人追尋。難道距離歷史現場越遠，真實就會再現？──簡單化地對待資料，孤證可立的傾向，正是後世讀者受色彩化影響的一種表現。

陳壽走的是簡約之路，簡約化的曹操很難讓我們與陳壽在〈武帝紀〉最後評語中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做一個對號入座；裴注相對豐富了，但是所引資料又多史書、少史料，可能使後人受色彩化的敘述影響。可以說，對歷史真實的逼近，就是一個不斷比較、考證與思考的過程。

後世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有兩種取向。一種是在史書所提供的多樣資料面前，戴上有色眼鏡，先入為主地評價歷史人物，要麼一棍子把他打死，要麼把他奉為神靈捧上天。畢竟多樣的資料，可能為他們做出的任何一種決定提供佐證。可是，這樣做了，只會與歷史越走越遠。另一種是本著去偽存真的態度，把歷史人物，尤其是那些曾被濃墨重彩過的大人物，還原到一個普通人的層面，去追尋他的足跡，盡可能地在他所處的歷史時空中探尋他的真實。這樣做了，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世俗視野之外的歷史風景，有望觸摸到真正的歷史。

梁啟超曾言：「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論人向來就非易事，種種假象與干擾，都可能誘使人們隨俗從流，做出輕鬆卻武斷的結論，或使古人蒙羞，或為古人遮羞。也正為此，後世讀者面對史冊，尤需秉持公心，獨立思考，如此才有望能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